學習《周易》之前，覺得《周易》是一個雲里霧里、牛逼閃閃、神秘兮兮的傢伙。學過一段時間之後，對於《周易》的發展演化有了一些認識。

關於《周易》的起源，傳統的說法是《易》歷三聖而成書，如孔穎達在《周易註疏序》中所言：

伏羲制卦，文王系詞，孔子作十翼。

在秦以前，《周易》就已被奉為經典，但人們一般把它看做卜筮之書，故能免於秦火而傳承不絕。至於易學在漢、宋之間的發展，可以引用《總目》的扼要概括：

易之為書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。《左傳》所記諸占，蓋猶太卜之遺法。漢儒言象數，去古未遠也，一變而為京、焦，入於禨祥；再變而為陳、邵，務窮造化，《易》遂不切於民用。王弼盡黜象數，說以老莊，一變而為胡瑗、程子，始闡明儒理；再變而為李光、楊萬里，又參證史事，《易》遂日啟其論端。此兩派六宗，已互相攻駁。

將千餘年間的易學發展歸結為「兩派六宗」，自然是極為簡要的概括，未必每個學者都可以嚴格對號入座。不過我們可以藉助這個框架，大致勾劃一下易學在此歷史時段的演進。

漢代學者承先秦易學研究之餘緒，以象數解《易》，易學研究遂走上了讖緯一途；而漢儒治經重文字訓詁，又使易學流於煩瑣。

物極而反，到了漢末，這種研究方法走到了盡頭。王弼以義理解《易》，一掃象數之弊。《總目》對此評價道：

《易》本卜筮之書，故末派寖流於讖緯。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，遂能排擊漢儒，自標新學。

王弼的易學研究，對於儒學而言功過參半。王弼（和韓康伯）使易學擺脫讖緯術數，這是他們的功；但他們又將易學引入了玄學，頗令儒家學者不滿。正如《總目》所說：

闡明義理，使《易》不雜於術數者，弼與康伯深為有功。祖尚虛無，使《易》竟入於老莊者，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。

魏晉至隋以前，象數（鄭玄注為代表）、義理（王弼注為代表）兩派並行。

到了隋代，「王注盛行，鄭學寖微」（《隋書·經籍志一》）。漢儒解《易》之作多廢，以至於孔潁達註疏《周易》時沒有別的古注可引，「詮釋文句，多用空言」，可見王注影響之大。孔潁達奉詔作疏，專崇王注，不啻對其他學說的進一步掃盪。

北宋儒學復興，易學研究的象數與義理兩派都得以恢復。當然這種恢復不是文物出土，而是新形勢下的再創造。

義理派雖繼承了以義理解《易》之傳統，但以儒家倫理代替玄學，「闡明儒理」。

象數派繼承了以象數解《易》的傳統，又提出了各種圖式，故宋代的象數派被稱為「圖書之學」。

總之，《周易》經過歷代學者不斷闡發，內容越來越豐富，逐漸成為無所不包的知識大全。朱伯崑先生在《易學哲學史·序言》中指出：

易學在其發展過程中，逐步打破了迷信的領域，其對《周易》所做的理論上的解釋，終於發展成為一種哲學的世界觀。這種世界觀……成為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化人用來觀察和解釋世界的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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