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橫渠四句教”的現代解讀

尹鋒

摘要：橫渠四句教：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；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”是中華傳統文化之精髓。為人類創造精神家園，探尋立生命真諦, 弘揚民族精神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在當代仍具有精神價值與現實意義。

關鍵詞：張載；天道；人心；修身；文化價值

北宋大儒張橫渠先生之四句教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；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”開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，其文化價值為萬世所共認，得到古今聖哲賢達的充分肯定，時至今日亦煥發著勃勃生機。今撰文淺識，以管窺天，見笑於大方之家，不吝賜教為盼！

為天地立心

“為天地立心”源於《周易·復》卦彖辭：“反覆其道，七日來複，天行也。利有攸往，剛長也。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。”《程氏易傳》雲：“消長相因，天之理也……一陽復於下，乃天地生物之心也。”朱熹言：“積陰之下，一陽復生。天地生物之心，幾於滅息，而至此乃復可見。在人則為靜極而動，惡極而善，本心幾息而復，見之端也。”邵子康節先生以詩證之：“冬至子之半，天心無改移。一陽初動處，萬物未生時。玄酒味方淡，大音聲正希。此言如不信，更請問包羲。”天地之心，即是如如不動的乾坤之道。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……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”（《易·繫辭傳》）天地乾坤運轉變化，體現出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之理，是以見“天地之心”。老子云：“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而不有。衣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焉而不為主，可名為大。以其終不自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”（《老子三十四章》）用現代語言詮釋則為：大道廣泛流行，充盈天地之間。萬物賴以生之，成就萬物而不恃功，哺育萬物而不主宰，萬物歸附而不禁止。正因為如此，聖人始終不自以為大，所以成就了它的偉大。這也可理解為“天地之心”之本根。橫渠先生雲：“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。聖人主天地之物，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必也為之經營，可以有憂付之無憂。”（《《橫渠易說·繫辭上》》）又云：“天無心，心都在人之心。”（《詩書》）天本無心，其心在人，天覆地載，人居其中，《易·鹹》彖辭雲：“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；觀其所感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！”以天道而言，天地感而萬物生；以人道言，則要合於天道，這樣才能“順乎天而應乎人”人與自然和諧共處，以達“保合太和”之境，見其“天地之心”，故而橫渠先生提出要為天地立其心。

老子言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衝氣以為和。”此為道生太極，太極生陰陽，陰陽生天地人三才，三才生萬物。陰陽之氣相摩相蕩，而成太和。陰陽推移，反覆其道。十二訊息卦中，冬至一陽生，陽進而陰退；夏至陽極陰生，陰進而陽退，週而復始，此之為道。乾坤陰陽，為易之門戶，故《說卦傳》中雲：“昔者，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曰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曰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曰義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”古人常以三才之道探索世界的構成規律。《說文》釋三曰：“三，天、地、人之道也。”天覆地載，化生萬物，唯人能裁剪天地萬物。天地定位，人居其中，道載天地，其心在人，渾然一體。老子言：“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”張子所言“為天地立心”，實為天下蒼生立其心。

張子曰：“大抵言‘天地之心’者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則以生物為本者，乃天地之心也。地雷見天地之心者，天地之心惟是生物，天地之大德曰生也。”（《橫渠易傳·復》）由此可見，張子言“為天地立心”，就是要把宇宙萬物看作一個富有生機的和諧生命體，是宇宙大化流行的基本的原動力，洋溢著勃勃生機，賦予其深刻的文化內涵。宋·葉採說：“天地以生生為心，聖人蔘贊化育，使萬物各正其性命，此為天地立心也。”此“心”光明，通天徹地；生生不息，發人深省。猶如晨鐘暮鼓，長夜明燈！

為生民立命

《孟子?盡心上》說:“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可見橫渠先生所言“為生民立命”乃源自於孟子的思想。盡心知性，則得天道；存心養性，可以立命。傾心關注芸芸眾生的命運本體，就可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找到前進的路標。孔子云“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”“為己之學”成為了後世儒家所追求的修身之本，一個人通過學習，逐步提升自己內在的修養水平，成就自己的德業，這樣才能“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”，約束自己，知恥而行，廣施博濟，德行天下。清代學人王永彬在其《圍爐夜話》中言“讀書人必須以詩書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為人要從孝悌上立下基礎。安身立命之本在於揚善棄惡，“詩”既無邪，“書”也無邪，故能成為讀書人處世的根本。做人由最基本的孝悌做起，自然能逐漸推廣到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無幼以及人之幼’的大仁境界。”所謂“命”涵蓋了人的一生，“立命”也可理解為“自強不息”的精神追求與價值體現，在華夏史上，歷代的先聖先賢，孜孜不倦，夙夜匪懈，沾巾墮睫，瀝膽披肝，為了追求真理、伸張正義，救民於水火，為國為民，殉道獻身者不計其數，正如魯迅先生所言：“我們從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幹的人，有拼命硬幹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捨身求法的人，……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“正史”，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，這就是中國的脊樑。”事實上，一部華夏史，就是祖祖輩輩為自己“立命”、為後世子孫“立命”而不懈努力的奮鬥史。

為往聖繼絕學

自漢代起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，儒家作為官方正統思想的地位深入人心，但隨著漢朝滅亡，經過了魏晉南北朝數個世紀的分合多變，儒家思想的發展失去了活力。隋唐一統後雖然重新確立了儒家的官方正統地位，但未能善續先秦儒家之血脈。至唐末五代之時，儒家文化的生命之根極盡萎縮。直至宋初，師表難在，學絕道喪，實未過甚其辭。有介於此，橫渠先生以天下為己任，重振師道尊嚴，接續先秦儒家之血脈，承前啟後，使先聖之絕學代有來人。理學之興起，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全新的解釋和發揮，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將天道心性之學，內聖成德之教，重放光彩。儒學地位的重新提升，彰顯出了“為往聖繼絕學”的功績，在人類文化史上可謂濃墨重彩。

“為往聖繼絕學”是橫渠先生髮自內心深處的最強音，其高亢之聲，可謂振聾發聵，警示後世。張子治學，貫通百家而終歸於儒。“往聖”大凡指先聖先賢，亦即學究天人，通變古今的人格典範和精神領袖。筆者認為，所謂“絕學”，其內涵不僅包括儒家學說，而且還包含著整個華夏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。“為往聖繼絕學”並不是定格於某個先賢學問不至斷絕的問題，而是從更為巨集闊的意義上來講，是為了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，其肩負的是一種文化使命和擔當精神。通過文化的力量，使人類精神世界得到更進一步的昇華，不僅為人類道德價值系統的確立提供學理基礎，而且為社會進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文化承載。由於橫渠先生有著胸籠天下的理想和抱負，才能創立關學體系，參與奠基理學，建構人類的精神家園。因此，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讚歎道：“張子言無非《易》，立天，立地，立人，反經研幾，精義存神，以綱維三才，貞生而安死，則往聖之傳，非張子其孰與歸！”（《張子正蒙注·序論》）

為萬世開太平

橫渠先生在《西銘》中言：“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。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與也。”《黃帝內經·素問·寶命全形論》雲:“人生於地，懸命於天，天地合氣，命之曰人。人能應四時者，天地為之父母。”人生天地之間，天地相合之氣而得其人身，人人皆為天地之子，都是同胞兄弟，與宇宙萬物相依相伴，成為一個和諧共同體。先秦古籍《禮記·禮運》中雲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、寡、孤、獨、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”橫渠先生所言之“太平”即是《禮記·禮運》篇中所倡導的“大同”社會，使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”（孔子語）成為儒家思想的具體實踐。“為萬世開太平”中的“開”既有開來之意，又有開創之舉。馬一浮先生言：“橫渠不曰‘致’而曰‘開’者，致是實現之稱，開則期待之謂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，果能率由斯道，亦必有實現之一日也。”實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認識與主張，乃中國文化的氣象和境界所在。

張子秉承儒家道統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，不尚空談。據《宋史·道學傳》記載：“（張載）少喜談兵，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。年二十一，以書謁范仲淹，一見知其遠器，乃警之曰：‘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！’因勸讀《中庸》。載讀其書，猶以為未足，又訪諸釋老，累年究極其說，知無不得，反而求之《六經》。”從上文可知，張子年輕時喜習兵法，並有組織兵力，欲收復被西夏奪去的洮西之地的設想。曾向范仲淹上書《邊議九條》，陳述其辭，得其賞識，認為是可造之才，日後必成大器。勸其棄武從文，並指導為學之門徑，勉勵他從《中庸》讀起，研習儒家經典。張子聽其勸告，回家苦讀《中庸》之外，並涉獵諸家之學，博採眾長，相容幷蓄之後，又迴歸到儒家《六經》之學上來。歷經數載，終於悟出了儒、釋、道互補、互通之理，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關學體系，終成一家之言。

張子為政期間，廣施仁德，關注民生，體恤民情，政績非凡。晚年在橫渠書院著書立說，闡述以禮為核心的儒家思想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只有“崇禮貴德”“躬行禮教”“敦本善俗”，實行仁政與德治，才能開創萬世之太平。對幸福和平的大同世界追求，是往聖先賢的共同目標，張子亦不例外，若能完成“立心、立命、繼絕學”的神聖使命，則太平之世可期可望。張子在《正蒙·大心》中言：“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……天大無外，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。”唯有大其心、廣其度而懷天下，心繫蒼生，“以百姓心為心”（老子語），立萬世之綱紀，行千載之法度，才能實現永恆的幸福與和平。“為萬世開太平”，既是儒家王道思想的張揚，也是張子一生的終極夢想。

正如當代儒家陳來先生所言：“張載提出的這“四為”是封建時代思想家所廣泛認同的理想，“民胞物與”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一曲正氣歌，它哺育了許許多多志士仁人，激勵他們以天下為己任，救邦國於危難，拯生民於塗炭，終生奉行道德理想，生死利害一切置之度外，這也是宋明理學的一個始終高揚的傳統，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。”（陳來·《宋明理學》）

2020年12月27日修改於易和書齋

易和書齋主人

尹鋒，號“易和齋主”，1964年生，祖籍甘肅山丹，家學淵源，習易三十餘年，傳統文化的修習者與實踐者，師承著名學者、國學大家費秉勳先生及俞長江先生。現為：伏羲故里國學院院長，歐洲中國傳統文化科學院院士，陝西青年電影製片廠文化顧問，陝西省老子書道研究會副會長。出版專著《掌上奇門》《掌上乾坤一一解析奇門遁甲》《斗轉星移一一解開奇門遁甲之迷》《解析風水一一傳統堪輿文化的理論與實踐》（上、中、下）等，在學術會議、刊物及網路上發表學術文章百餘篇，著述二百餘萬言。